北魏太和十八年（494），正值迁都洛阳之际，孝文帝却启程北巡。
秋七月，他从平城出发至盛乐、阴山。当年，拓跋部始祖拓跋力微率领20万人马南下阴山，“迁于定襄之盛乐”，开创基业。阴山总能唤起游牧民族内心的情怀，北魏前期，帝王常有巡幸阴山之举，孝文帝初继皇位年纪尚幼时也来过两次。
郦道元是此次北巡的随行人员。他在《水经注》中说，孝文帝在讲武台检阅军队，台之东，有孝文帝立的讲武碑，台之西，光秃秃的山上坐落着一座颇为华丽的行宫——广德殿。
接着，孝文帝继续北上，“癸丑，幸怀朔镇。己未，幸武川镇。辛酉，幸抚冥镇。甲子，幸柔玄镇”。此四镇加上沃野镇、怀荒镇，便是人们常说的“六镇”。孝文帝所到之处，扶老济贫，以尽孝义，完全是个汉人皇帝的做派。
最后一站，是文明太后的陵寝——永固陵。
洛阳大幕徐徐拉开，拓跋一族要迁都东进，融入中原社会之中。平城、盛乐、四镇，将成为历史记忆。
此后，北魏帝王鲜有北巡，哪怕是北巡，都再未踏进阴山半步。
▲北魏孝文帝。图源：影视剧照
正光四年（523），距离孝文帝迁都洛阳不过30年，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掀起叛乱，瞬间席卷北方各地。
宗室大臣元渊上书剖析动乱的原因，谈到了六镇的起源：“昔皇始以移防为重，盛简亲贤，拥麾作镇，配以高门子弟，以死防遏。”大意为，拓跋一族任用宗室勋贵，使其率领部落，镇守某地。
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，击败各路对手，统一北方。无论哪一个胡族建立统治，都处于中原汉人、其它胡族包围的汪洋大海之中，人口处于绝对劣势。因此，军事监管必不可少。
彼时，胡族遍布北方各地，拓跋一族凡是攻取一地，便将顽强抵抗的部落迁徙到某个军事据点，或另筑城镇以置之，由本族勋贵率其部落镇守。那些早早投降、乖乖听话的部落，才可能免于迁徙。
汉人居住的地区，仍然以郡县制为主。北魏任命汉人强宗为郡县守宰，这些地头蛇多半待在坞堡之中。拓跋族的大人则率其部落，占据战略要地，震慑中原。
据严耕望先生考证，北魏军镇共有93个，遍及东北、漠南、河北、河东、关陇、南边各地。
道武、明元之际，柔然崛起，统一了漠北草原，成为拓跋氏的强敌。为防范柔然，北魏在阴山以北的广袤草原，陆续设置了沃野、怀朔、武川、抚冥、柔玄、怀荒六镇。
神䴥二年（429），太武帝拓跋焘亲率大军北伐柔然，大获全胜，高车诸部“前后降魏者三十余万落”。草原民族以穹庐为居，“落”是其基本生活单位，有人认为“落”相当于家、户，即便按照一落5人计算，投降者至少也有150余万人。
同年，这批俘虏被迁往漠南。高车部落并不安分，有人不满魏军的压迫，想要逃回漠北。魏将刘洁和安原建议趁“河冰未解”，将这些人迁往河西。神䴥二年冬、三年春之际，北魏迁徙高车部落三万余落到河西，并让刘洁率部屯驻于“五原河北”，即后来的怀朔镇西南不远处；安原则驻守于“悦拔城北”，即沃野镇之前身，防止高车部落从凉州遁走。
六镇的设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控制这些胡族。正如漫山遍野的牛羊一般，胡人部落被圈养在漠南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上，为北魏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、财富。
十六国时期诸国基本都实行“胡汉分治”。统治者允许胡族保留部落，以换取他们的忠诚。不过，胡族一旦进入农耕区，就很难止住汉化的步伐了。发达的农业、丰富的物产只是其一，更重要的是，中原典制能够让统治者耗费更少的代价，榨取更多的民脂民膏。放在战时，统治者无暇顾及社会治理，可一旦战乱停歇，便要结束军事化管理，打散部落，将无数胡族百姓变为编户齐民。
作为编户，需要向官府缴纳赋税，应征徭役。许多胡族部民不曾有过这种经历，不想被束缚和压榨，因而十分抗拒。宣武帝景明年间（500—504），冀州刺史元遥想要给胡人设籍，“当欲税之，以充军用”，胡人不愿意，诬告元遥收取贿赂。御史下来一查，竟然属实，元遥被开除官职。之后，元遥不断喊冤，宣武帝让有关部门重审此案，最终还了元遥一个清白。当时，北魏占领冀州已满百年，汉化的进程还是充满了反复。
而高车人还是不安于统治，想要北逃。魏军追上这些人，屠杀一番后，将其强制迁往内地。比如孝文帝延兴元年（471），沃野、统万镇的高车部落叛乱，最后被打散部落，迁到河北诸州充营户。所谓营户，是一种地位低于民户、隶属于军队的户口。这些人的命运和冀州胡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：前者追求自由，以一种血腥的方式迅速汉化；后者早早臣服北魏，反而抵抗了更长的时间。
为了震慑潜在的抵抗，北边六镇享受了“特殊待遇”，成为例外之地。他们担有戍守边境的职责，可以保留家业和游牧习性，不必解散部落。
▲拓跋焘。图源：影视剧照
北魏设立六镇前后，正是其统一北方的高潮之时。
神瑞二年（415），水旱灾频发，饥荒在北方蔓延。明元帝拓跋嗣想要迁都邺城，缓解粮荒。出身汉人高门的崔浩站出来反驳，其理由大致为：如果迁都，天下易生不臣之心，赫连勃勃和柔然也会乘虚而入，那时云中、平城就有沦陷的风险；暂不迁都，哪怕山东（太行山以东）变乱，也可轻骑而出，快速打击。此乃“北攻南守”之策。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，随后继位的太武帝拓跋焘破大夏、灭北凉、伐吐谷浑、征高句丽……
柔然因游牧的习性，往往于秋冬季节南侵。北魏没必要在“延二千余里”的漠南地区保持庞大的常备兵，只用季节性出动主力北伐即可。当然，与其说没必要，不如说漠南供养不了一支庞大的长驻军队。而且，北魏出击柔然，可以掠夺大量战利品，从而减轻北镇的负担。崔浩就曾提过：“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，从陛下征讨，西灭赫连，北破蠕蠕，多获美女珍宝，马畜成群。南镇诸将闻而生羡，亦欲南抄，以取资财。”
▲崔浩像。图源：网络
之后，柔然被劫怕了，一旦北魏出兵，就远遁漠北。出动主力讨伐柔然变得非常不划算。北魏不得不采取长途运输、屯田等方式，供养六镇，使其承担防卫柔然的重担。这就是元渊所说的“昔皇始以移防为重”。
太和年间，高闾上书称，“（柔然）所长者野战，所短者攻城，若以狄之所短，夺其所长，则虽众不能成患”，建议在六镇周边新筑长城。这明显是汉人的思维。考古发现，武川县北至沽源县北保存有北魏时代的长城，说明高闾的建议最终被采纳。
高闾曾为崔浩幕僚，熟悉汉人典制，太知道如何利用通过帝国体制集中、调配资源。太和十四年（490），他上书孝文帝，谈到六镇军民时说：“开云中、马城之食以赈恤之，足以感德，致力边境矣……使幽、定、安、并四州之租，随运以溢其处。”可见，幽、定、安、并四州是向六镇输送物资的主要地区。恰好，北魏在各地废除宗主督护，推行三长制、均田制，开辟了不少财源。可以想象，许多小农刚刚获得土地，转眼就投入到转运的大军之中，用自己的脂膏供应着边地的城民、镇兵和徙民。
当然，南方的劳力大军可能更为庞大。
孝文帝即位之初，北魏就用兵淮北。史载此次南征：“进军围之，数年乃拔，山东之民咸勤于征戍转运。”中军性质的羽林、虎贲不断南下，因战事吃紧而长期驻守当地。“南重北轻”的格局逐渐形成。
南方的战争要比北方剧烈，物资的耗费更是数以倍计。首先，萧梁不断发起北伐，从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始至六镇起义的30年间，北魏与南朝仅8年没有大规模战事。其次，南方水网交错，地形复杂，不利于骑兵发挥，野战的机会大大减少，北魏不得不陷入消耗战的泥沼，“日有千金之费”。最后，新征服地区人心不稳，越往南深入，越要储粮和驻军。
供应江淮物资的最重要地区，当属河北，正所谓“国之资储，唯藉河北”。而上文供应六镇的幽、定、安三州，也在河北。以当时之民力，不可能两线兼顾。除非南朝一夜之间溃败，不然北魏只能强化向南的物流，这样势必会牺牲六镇的利益。
孝文帝迁都洛阳，远不止是倾慕汉文化。因城池作战急剧增加，胡族骑兵逐渐边缘化，长于守城、攻城的汉人得到重用。同时，要维持军费开支，必须学会帝国运转的规则。可以这么说，中原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拖拽着北魏，使其陷入汉家的逻辑，最终无法自拔。
六镇的衰落也是从此时开始。
六镇居住的是一群什么人？用高欢的话说，他们是一群“失乡客”。
不同地方、民族的移民，甚至是难民，汇聚于此，不得向北，不得往南，被钉在漠南这片荒凉的草原之上。
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：一类是鲜卑贵族、归附部落、汉族豪强等；另一类是高车、匈奴、吐谷浑等胡族。前者是北魏可以依靠的军事力量；后者是被监视的对象。
六镇的镇将基本由宗室勋贵担任，然而他们并不在此定居，其家族要么在平城，要么在洛阳。定居六镇的军官家族，基本都是被迁来的，属于权贵的中下层，社会地位不算太高。
六镇出身较为显赫的家族仅有独孤、贺兰、贺拔几家。独孤、贺兰本属于勋臣八姓，早年间，道武帝击败独孤和贺兰两部，离散其部落，使得两部势力一落千丈。独孤信的祖父独孤俟尼以“良家子”的身份镇守武川镇。至其父独孤库者时，北魏才让其家族享有“领民酋长”的地位，“家传酋长之官”。
▲独孤信，西魏“八柱国”之一。图源：影视剧照
宇文泰先祖为昌黎南匈奴部落，后融入鲜卑，号宇文部，世代为部落大人。宇文泰高祖宇文陵为后燕驸马都尉，封玄菟公。皇始二年（397），道武帝拓跋珪攻破后燕国都中山。宇文陵是负隅顽抗者，直到决战失败后，才率领甲骑五百归降北魏。
宇文部除家族外，还有宇文福、宇文测等家族。宇文福祖父宇文活拨曾任后燕唐郡内史、封辽东公，与宇文陵地位相当。然而，宇文活拨入魏后却被北魏朝廷授予“第一客”的政治优待。宇文测的祖父在北魏任营州刺史，父亲任武川镇将，官位极为显赫。宇文福、宇文测两家族应是主动降魏的，而非如宇文陵势穷而降，获得了拓跋氏的信任。
祖辈、父辈们的一念之差，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。宇文泰跟随家族徙居北地，镇守边疆；宇文福摇身变为河南洛阳人，追随孝文帝南征北讨；宇文测娶了宣武帝元恪之女阳平公主为妻，集富贵荣华于一身。宇文福、宇文测虽是迁居中原，可他们能算是失乡客吗？
北人贵族来到洛阳之后，加入汉人的贵族游戏。他们努力使自己门阀化，与高门士大夫合流。
孝文帝尤重门第婚姻，规定宗室诸王正妃必须是“八族及清修之门”，并强制命令自己的几个弟弟分别娶陇西李氏、荥阳郑氏、范阳卢氏及鲜卑勋臣八姓之首穆氏之女为妃，前面娶过的女人，皆为妾室。
孝文帝时，许多贵族反对南迁，而鲜卑勋臣八姓之一的于氏坚定地站在皇帝这边。于烈、于忠相继统领禁军，于烈的侄女又被立为宣武帝皇后，地位显赫。宣武帝的弟弟元愉娶了于皇后的妹妹为正室。
然而，元愉虽为皇室，却是一个情种。他爱上并非名门出身的东郡杨氏女，想让这个心爱的女子成为正妃。元愉自知杨氏门第不够，不可能获得兄长的认可，于是让杨氏冒认为赵郡李氏的养女，改变出身。于皇后听闻此事，欲为妹妹出头，将杨氏召进宫中，折辱一番，并逼其出家为尼。
之后，元愉造反，立杨氏为皇后，总算伸张了自己的爱情。可惜元愉并非英雄，造反不过一个多月，全家人皆被活捉。在押送途中，元愉仍不忘与杨氏缠绵，可见二人感情确实真挚。
在元愉之子元宝月的墓志里，杨氏的郡望又变成了弘农杨氏。有趣的是，当时活跃在北魏政坛的杨播一族，“自云恒农华阴人”，本就有假冒的嫌疑。
总之，在北朝，几乎整个社会上层都在不厌其烦地攀附先祖和伪冒郡望。中古时期看似十分连续的士族谱系，其实不知道掺杂了多少异质的血液。
北方六镇自然无法加入这场门阀游戏，但不代表他们不心向往之。比如高欢在得势之后，自称渤海高氏。唐太宗时，高欢从弟高岳之孙高士廉负责编写《氏族志》，坐实了高欢的假身份，甚至高欢这一支成为了渤海高氏的顶梁柱。再比如李唐伪托陇西李氏郡望，杨坚一支冒入弘农杨氏，如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
不过在当时，这些人还只是一群失意者：权势早已衰落的部落大人，没有地位的部落酋长，被迫投降北魏的降官，等等。他们世代被束缚在军镇体制之内，与门阀化的统治阶层差距也越来越大。
想象一下，边地武人生活在部落之中，又不能离开，很难接触汉人文化，平日里无非任侠好施，所接触者则是镇上其他军官的后辈。想要确立家族权势，只能和当地军官联姻。这导致了一种情况——军镇内部形成了利益共同体，但军镇与军镇之间却是割裂的。此为日后六镇义军的分分合合埋下了伏笔。
对六镇武人而言，要说生活有多么糟糕、地位有多么低下，肯定是谈不上，毕竟他们还可以欺侮如牛羊一样圈养在六镇的胡族部落。唯一令人不爽的是，通往南边的大门正在慢慢合上。
▲宇文泰。图源：影视剧照
景明四年（503），大臣源怀巡视六镇。当时北方连年大旱，百姓困弊，然而更大的问题是人祸。
源怀发现六镇军官以权谋私，分配不公，欺压镇民。沃野镇将于祚是源怀的故交，其父于劲权倾朝野。源怀一来，于祚跑到很远去迎接，可是源怀不与他说话，直接免了他的官。怀朔镇将元尼须乃宗室大臣，同样和源怀有交情。在一次酒宴上，他对源怀说：“生死大权掌握在你手上，不如放我一马。”源怀回答：“今日赴宴，是和朋友叙旧；明日公庭，才开始揭露你的罪过。”
即便有这样正直的大臣，依然打击不了六镇的既得利益群体。漠南气候恶劣，经济产业依赖游牧，只有河套地区可以耕田，物产有限。随着大宗物流运往了南方，北边六镇顿时陷入贫困之中。资源越是贫乏，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越是严重。军人向上无出路，心里只想着敛财，从而导致贿赂公行。仅沃野一镇自镇将以下大小官吏就达八百余人，这比中原地区一个州的公务员多了数倍不止。各家族千方百计涌入官僚体系，不仅是为了骗取官俸，更是为了攫取权力，以压榨镇民。
胡族百姓没有权势，只能老老实实提供兵源、钱财、战马，最后陷入生存危机。这时候，只要有一个胡族酋帅站出来反抗，就能掀起巨大的浪潮。
正光四年（523），柔然南侵，“驱掠良口二千，公私驿马牛羊数十万北遁”。这直接摧毁了六镇的经济，断绝了底层镇民的生路。
正光五年（524），匈奴酋帅破六韩拔陵揭竿而起，攻占沃野镇，拉开六镇起义的序幕。大部分无政治地位的胡族酋帅依附于破六韩拔陵，主要是高车人和匈奴人。
义军来势汹汹，六镇豪强为了保家守土、维护利益，成为作战最为坚决的部队。当时，沃野、柔玄、抚冥、怀荒等镇已被攻破，义军大帅卫可孤领兵东进，攻打怀朔、武川二镇。宇文泰之父宇文肱在前冲阵，不慎落马，长子宇文颢奔去救援，击杀数十人，宇文肱才得以逃走，而宇文颢战死沙场。
之后，宇文肱在贺拔度拔的带领下，协助怀朔镇将守城。然而，卫可孤之大军不可阻挡，武川、怀朔二镇陷落。另一边，北魏官军也被破六韩拔陵击破。就在义军势力大盛之时，贺拔度拔、贺拔胜、宇文肱等人袭杀卫可孤，一度夺回怀朔。很快，义军反击，贺拔度拔被杀，贺拔胜、宇文肱向南遁去。
孝昌元年（525），柔然南下，自武川西向沃野，为北魏镇压义军。在柔然和北魏官军的夹击下，破六韩拔陵主力失败，“前后降附二十万人”。
在起义之前，大臣李崇、元渊先后上书，要求将六镇改立为州，将镇民改为编户。显然，他们看到了问题的所在：无论是镇民、酋帅还是军官，都不能永远待在这样不伦不类的移民社会里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南徙是一个有进无退的过程。既然北魏国家选择了转型，那么六镇也只能融入中原社会之中。
六镇起义爆发后，元渊领兵镇压，朝廷决定采纳前言，派郦道元远赴六镇进行军镇改州，但由于义军攻势太猛，不得施行。
六镇起义之后，“恒代而北，尽为丘墟”。如果让六镇豪强和降俘继续留在这里，必然又会酿成一场祸乱，只能将其迁往河北，散于冀、定、瀛三州就食。
六镇豪强带着部众来到河北，本就饱受流离之苦，又与当地大族争夺土地、资源，出于生存考虑，只能与昔日的对手、如今的降俘一道掀起叛乱。
柔玄镇兵杜洛周反于上谷，怀朔镇兵鲜于修礼反于定州。鲜于修礼造反时，宇文肱一家本在博陵郡避难，欲前往左人城投靠鲜于修礼。途中，被定州官军截击，宇文肱战死，部众分散。家中不少女眷孩童，被捉去定州城。宇文泰逃入鲜于修礼军中，得到情报，率部出击，顺利救回了自己的家人。
杜洛周麾下有不少武川镇军人，怀朔军人高欢、段荣、蔡儁、尉景等人虽然也在杜洛周军中，但不见有任何官职，也不见参与任何战事。之后，高欢不满杜洛周行事，私下与段荣、蔡儁、尉景图谋杀死杜洛周，失败后投奔葛荣。
鲜于修礼这边成分比较复杂，既有怀朔镇人葛荣、可朱浑元，又有与六镇叛军激战过的武川镇宇文肱一族，甚至还有北魏官军统军毛普贤、北魏大臣元叉的从弟元洪业。因此，鲜于修礼义军内部矛盾重重。最终，元洪业斩鲜于修礼，葛荣又杀元洪业。
武泰元年（528），葛荣兼并杜洛周部属，掌握了分布在河北的六镇豪帅和降户。
不过，葛荣并不信任六镇军人，始终防备着他们。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他倾向于笼络胡汉高门士族。他俘虏崔巨伦后，“欲用为黄门侍郎”；俘虏杨愔，“欲以女妻之”。这两人一个是博陵崔氏，一个是弘农杨氏。至于六镇军人，很难进入义军的核心层。他们统领着自家部众，维持着表面的联合。对此，看得十分清楚：“葛荣虽并洛周，威恩未著，人类差异，形势可分。”
最重要的是，义军基本都是为生存而战，饥荒依然是悬在每个部落头上的利剑。而葛荣通过暴力血腥的方式获取粮食，加剧了当地官民的抵抗，始终无法在河北立足。难怪高欢会果断抛弃葛荣，投奔兵强马壮的尔朱荣。
同年九月，葛荣与尔朱荣于滏口（今河北磁县西北）展开会战，义军一击即溃。河北暴动逐渐平息，尔朱荣成为暂时的胜者。
▲尔朱荣。图源：影视剧照
整个六镇起义中，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失败者，而他距离成功很可能就只差一点儿。此人就是本文反复提到的广阳王元渊。
六镇起义爆发后，元渊率军北讨，与六镇豪强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当时，贺拔度拔、贺拔胜、宇文肱等人袭杀卫可孤，随后度拔战死，贺拔胜投奔元渊，任帐内军主，颇得重用。
之后，元渊与柔然夹击义军，取得大胜。北魏决定将六镇降户迁往河北时，元渊站出来反对：“此辈复为乞活矣，祸乱当由此作。”可惜朝廷不听。
鲜于修礼造反后，朝廷再度起用元渊，任命其为大都督，讨伐叛军。不过，元渊的政敌元徽上书道：“广阳以爱子握兵在外，不可测也。”胡太后即派遣章武王元融从军出征，以监视元渊。
元渊北上，与鲜于修礼隔漳水相对，不急着发动会战，而是去离间义军部众。他离间的重点对象是朔州人毛普贤，此人曾任恒州统军，为元渊手下。果然，义军内部发生火并，葛荣趁机上位。
葛荣自立后，大败官军，章武王元融阵亡，元渊随后退往定州。但定州刺史杨津“疑其有异志”，拒绝元渊入城。同时，朝中有人上书胡太后，指责元渊“盘桓不进，坐图非望”。
元渊与六镇势力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，这一点未能瞒过朝廷。当时，贺拔胜还在元渊军中任职，而与他交好的武川镇豪强宇文氏一族正巧在鲜于修礼军中。况且，元渊与毛普贤之间的关系本就值得怀疑，说是离间，也可能是相互勾结。恐怕，当元渊与鲜于修礼隔岸对峙时，他有可能谋逆的舆论就已经甚嚣尘上了。
三日之后，元渊召集部下，约定危难之际相互帮助。都督毛谥觉得事情不对，连忙通知杨津。很快，元渊失去对麾下部队的控制，被迫带着亲信出走。而他偏偏不往洛阳方向走，反而向东走，结果被葛荣军游骑所获。
诡异的是，“贼徒见（元）深（即元渊），颇有喜者”，葛荣为立威，将其杀害。不难推测，义军上层某些人物对元渊表示了拥戴之意，所以才引起葛荣的忌恨。
元渊死后，“降贼”之名被坐实。直到高欢上台之后，广阳王一家迎来平反，重新活跃于政坛。他们遮掩了元渊的野心，并将其失败归结为政敌陷害。
假如元渊的野心没有暴露得这么快，以他的宗室背景，辅以六镇豪强的拥戴，所能释放的力量是巨大的，或许此后就没有尔朱荣什么事了。
而历史始终无法假设，唯有潜在的规律若隐若现——元渊的失败颇具启示意义，那就是，六镇武力固然强悍，但它终究要与已经卓有成效的北魏典制相结合，才能开拓出新的道路。
参考文献：
[北齐]魏收：《魏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年
[唐]李延寿：《北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年
唐长孺：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1年
唐长孺：《山居存稿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1年
《中国中古史研究》编委会编：《中国中古史研究》（第五卷），中西书局，2015年
薛海波：《5—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》，中华书局，2020年
牟发松：《北魏军镇起源新探》，《社会科学》，2017年第11期
侯旭东：《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——从<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>说起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，2008年第5期
潘子正：《两线物流的困境——关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新考察》，《史耘》第16期，2013年
何德章：《伪托望族与冒袭先祖——以北族人墓志为中心》，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》，2000年
徐冲：《元渊之死与北魏末年政局——以新出元渊墓志为线索》，《历史研究》，2015年第1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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